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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藤”名校招生那些事兒

2019年04月03日 09:29   來源:中國青年報   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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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春藤”名校招生那些事兒

  2019年3月,美國的高招弊案刷屏,中國的“寶寶不高興”刷屏。

  美國的高招弊案,聯邦檢察官起訴了50人,包括33名家長和9名高校體育教練。讓人震驚的是,涉案的教練來自多所知名大學,如耶魯、斯坦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等。涉案金額達2500萬美元。

  美國社會上下震驚,稱之為“史上最嚴重的,規模最大的招生弊案”。名校被污名了!

  有人評論,都說美國高招嚴謹公平,這不也有舞弊嗎?更有人迅速得出結論:還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更好。

  這些年來,中國一直在改革高考,試圖破除“認分不認人”的機制:“認分,更認人!”在這時,美國名校招生弊案曝光,讓人又對“招”的不公平產生了疑慮,認為還是要回到“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以考代錄”老路。

  我曾寫過關于美國高招的書《“高考”在美國》(再版名《你離哈佛有多遠》——作者注),出版社擬的英文書名為College Entrance Exams in America(美國高校入學考試),但我改為College Admissions in America(美國高校招生)。因為,在美國,“考”和“錄”是不同的,“高考”并不代表“高招”。中文的“高考”和“高招”,不易看出乾坤,一翻成英文,“考”字和“招”字,就泄露了“天機”。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來年的收成,取決于兩點:首先是選什么“種子”,然后是怎樣選良種。一是選什么(What)—— 國家鑒定人才的標準;二是怎么選(How)——按照標準去科學地、公平地、合理地、嚴格地甄別和選拔人才。

  以“分”為導向,大家都沖“分數”,累死人!然而,招考分離很難。“考” 可量化,很直觀,亦似“公平”。“考”=“招”簡明省心;而與此同時,“招”的水太深,擔心關不上后門。這不,美國高招弊案不就證明了招考不可分嗎?

  弊案的嫌犯辛格說:“如果打個比方,有一道前門是讓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去的,還有一道后門是讓人們通過學校的募捐系統,捐一大筆錢。我設計的是一道側門……”本來就擔心后門,現在又加一扇“側門”,堪比前門添堵。

  其實,人是社會動物,因此從時間上看,后門和側門永遠不會退出歷史舞臺;從空間上看,任何國家都會有后門和側門這些歪門邪道。我們要做的是:把后門和側門擠壓到最低限度!

  作為研究中美教育的學者,我想在這里詳細地闡釋、分析美國高招的程序和機制。讓我們可以在一個大框架下思考:如何借鑒美國的“高招”——“高”明之“招”數,避免其短處!給中國高考改革一個借鑒性思考。

  下面,我們就來聊一聊藤校招生那些事兒。

  招生辦里的秘密

  世界一流大學招生有后門和側門嗎?有,但很不容易打開!所以,50個涉案者,僅一人是招辦的,而且是負責體育特招生的——這次弊案的重災區,并不參與一般的招生。關于這點,在后面專門分析。

  為什么美國高招的后門和側門難開?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有個餐廳叫“1809”,正是因其于1809年建校得名。哈佛更早,1636年。超過兩個世紀的摸爬滾打,高招制度可謂嚴防死守。

  請看美國頂尖大學典型的審核、篩選申請者的方式——據悉,2019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老八”的杜克大學就采用此方式。

  如某年共有1.5萬個申請者,他們的申請材料至少有10萬份。每人需分別提交:

  一、申請表第一部分,包括申請者的基本情況:姓名、生日、社會安全號、住址、父母的職業及受教育程度等。

  二、申請表第二部分,一般包括申請者的興趣、愛好、社會活動、學術活動、課外活動、打工情況、獲獎情況,有的學校還有一連串的“小”問題(也稱“小”作文)。每個問題的答案通常限制在300到500字。多是些不痛不癢、不得不答、很難出彩的問題。比如,為什么申請該大學?對什么學術項目感興趣?

  三、開卷作文。

  四、申請表第三部分,一般由學校的學生顧問填寫,包括修了什么課程?什么等級的課程?平均分、排名、學生顧問的評價……

  五、高中的成績單。當年的2月中,還要寄出該學生高四年級第一學期的成績單;到了7月上旬再寄出畢業時的成績單。

  六、推薦信。好的大學要求至少兩封推薦信。

  七、面試報告。

  八、各種補充材料。如獲獎證書、發表的文學作品、美術作品、音樂作品等。

  九、SAT,ACT,SAT II 單項考試等“高考”成績。

  將這些材料拆封、歸類、分檔,約需一到兩周。然后,開始閱讀、審核、篩選申請材料。

  第一個步驟:由若干“第一讀者” 審讀所有申請材料,并寫上審核意見。據說,杜克大學的“第一讀者”,包括退休的招辦人員、本校教職工、校友、研究生等,各方面的“臨時專業人員”。因“第一讀者”是臨時抽調的,他們讀的材料又是隨機抽選的,如有人想“走后門”,也會“捧著豬頭,找不到廟門”。

  第二個步驟:每個招辦專職人員按地區劃分了自己的“勢力范圍”——他們成了“區域官員”,負責仔細閱讀、審核、篩選本區域的申請材料,并簽署審核意見。這樣,每份申請材料保證至少經兩人審核,避免個人的偏見造成“誤”選。其實,也是互相牽制。

  第三個步驟:選出5%到7%的最強候選人,交招辦院長定奪。如果兩個審核者都用綠筆簽署“錄取”,一般也能通過院長的審核。若院長有不同看法,就拿到“篩選委員會”去討論。在這個階段,似乎較易走后門開側門,因為“把關”的人不太多。但1.5萬人中的5%到7%的佼佼者,以正常的智商,都能認個八九不離十。

  要在此階段走后門,并不容易。首先,學生條件很好,沒必要走后門;若條件很差,有誰愿到院長面前充當“白癡”?其次,沒有第一和第二審核者用綠筆簽署的意見,院長手上任何一份“空白”申請材料,無異于短路的炸雷。

  第四個步驟:把25%到30%的最弱的申請者的材料“剔”出來,作為被“拒之門外”的申請者,交給副院長最后審核。這些被拒者,必須由兩個審核者都用紅筆簽署“拒收”。只要其中有一個審核者不同意立即“拒之門外”,就必須通過第五個步驟,交由“篩選委員會”討論。只要副院長也用紅筆簽署“拒收”,這些申請者就被打入“死牢”,幾乎沒有了翻案的機會。

  第五個步驟:除了5%到7%絕對錄取的申請者和25%到30%絕對不錄取的申請者,剩下的全部拿到“篩選委員會”討論。“篩選委員會”的人員因校而異,有的學校由各學院的教授、招辦資深官員組成;有的在此基礎上,加上學生代表;有的僅由招辦資深官員組成。據說,萊斯大學的學生委員會也參與篩選工作;杜克大學的理工學院的教師也都參與篩選工作。一般來說,各個“區域的官員”不參加“篩選委員會”。從避嫌的角度,初始審核人員也不參加“篩選委員會”。當然,不管由什么人組成,最后一定是單數,以便票決。

  第六個步驟:“篩選委員會”逐個討論這部分最有爭議、也是人數最多的申請者。主要是討論第一和第二審核人員的審核意見,如有爭議,再參閱原始申請材料。這是整個招生工作最困難、最復雜、最細致、最微妙、最有挑戰性、工作量最大的重點步驟。

  在這個階段,走后門、開側門者都在動腦筋,但困難重重。

  據說,杜克大學的“篩選委員會”對這個階段的工作非常慎重,只要有一個委員認為某個申請者值得詳細討論,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就從各個方面去思考、去發掘申請者的潛能:這個學生能為校園貢獻什么?本大學的特長和有利條件又能給這個學生潛在的發展提供什么?

  普林斯頓大學的招生院長跟我說:“那些閃閃發光的玉,誰都有眼力看出來。但有些美玉是夾雜在頑石中的,叫‘璞玉’,需要招生人員在這個步驟中‘挑’出來。漏掉一個有培養潛質的孩子,比選了一個平庸的學生,犯的錯誤更大!選了一個庸才,不過浪費了十來萬美元;漏掉一個人才,那是無價的,甚至也可能是人類的一大損失。”

  哥倫比亞大學招辦執行主任跟我說:“我們還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信念:無論是課內或課外,學生之間能相互學到許多東西。因此,由有著不同生活經歷的學生組成的群體能給校園帶來巨大的貢獻。而這些不同的經歷是無法通過考試來核查的。”

  世界一流大學致力于打造多元文化的校園——由具有不同背景、特點、能力的人組成的學術社會。

  我是1977年走進中國大學校園的,一直懷念我們那個“藏龍臥虎,五花八門”的校園文化:十萬大山來的“老插隊”、已達10年教齡的民辦老師、乳臭未干的高中生、總像在走正步的轉業軍人、在文工團跳過芭蕾的“白毛女”、在塑料涼鞋上釘鐵掌的縣城干部、在省級刊物發過作品的“臭老九”、用毛筆小楷字抄過《左傳》的工人、因聽外語臺而失業的青年、因不滿“四人幫”坐過牢的“思想家”、高墻深院內的高干子弟、講洋涇浜國語的歸國華僑、張口閉口《哥達綱領批判》的“老高三”……當然,也有高考狀元。盡管那時大學禁止談戀愛,但大伙兒聚一起侃大山就是其味無窮的思想盛宴。上廁所撒泡尿都能碰到幾個人才。這就構成了校園文化的無價財產。

  認分不認人,招收的學生特點太單一,由這些優點和缺點都相似的同質學生組成的校園文化,1+1<2,也是不健康的。

  總之,招生人員的使命是把各種各樣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去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學術環境,讓他們互相碰撞、共同進步。

  說到招辦的“秘密”,不得不說跟錢有關的資助政策。

  Need-blind:Blind就是“摸黑”之意。也就是在對學生的錄取資格進行審核時,完全不看其家庭經濟狀況。你是連飯錢都付不起的流浪漢也好,是富可敵國的億萬富翁也罷,一概“不屑一顧”!只審核申請者自身的條件是否合格,只要合格就錄取。因此,可能錄取的是一個窮得叮當響的小子,也可能錄取了比爾·蓋茨的千金。總之,不論錄取誰,也只有錄取之后,才來“秋后算賬”——計算你是不是需要資助?需要多少資助?

  盡管這是一項非常公平的招生政策,但由于許多審核人員在潛意識中有意無意地“提攜”家境困難的孩子(如哈佛曾錄取流浪女,伯克利曾招收流浪漢),這就使得中不溜家庭的孩子在某種程度上處于不利地位。

  Need-based:Need意即“需要”,based是“基于”;也就是“基于需求”發放資助,是根據申請者家庭經濟狀況來考慮的。家庭困難的,學校就多發放一些(甚至免費上學);家庭不那么困難的,就少發放一些;富豪家庭不資助分文。大學資助辦公室有一套計算公式:家庭收入多少?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孩子上大學?家庭固定資產是多少?銀行存款有多少?持股多少?將這些數據填入公式,“答案”就出來了:學校需要提供多少獎學金(白給的,不用還的錢)?學生需要貸多少款?學生需要打多少工?家庭需要支付多少錢……一目了然。舉個例子,如上學需5萬美元,公式算出你家只能支付1萬美元,缺口是4萬美元,學校就資助你4萬美元。

  每一年,學生都要提供家庭的報稅單,學校再重新計算你的“Need-based”的資助額。家庭收入增加,資助將會減少;反之,資助將會增加。這就是“Need-based”的實質。如果在錄取你后,你家發了筆橫財(中彩、炒股或其他合法收入),但又隱瞞不報,繼續領取相同的資助,一旦發現,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Merit-based:Merit意即“才能”,也就是“基于才能”發放資助。這是與“Need-based”相對應的資助方式。資助的原則是根據申請者自身的學業狀況和各方面的資質條件來考慮的。成績越好、條件越高的申請者,學校就多發放些獎學金;反之,就少發放些獎學金。許多排名稍低的學校,為了增加吸引力,從實行“Need-based”的學校把一些好學生(自身條件好,但因家庭經濟條件好而完全拿不到或拿不到太多資助的申請者)“吸引”過來,往往采取“Merit-based”的資助政策。

  總而言之,Need-based是根據合格者的家庭經濟狀況發放資助,Merit-based只根據本人資質發放資助。

【責任編輯:于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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